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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的另一种可能:魏晋风流》 1/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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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[第1页/共4页]

宁作我

刘伶跟向秀差未几,也当个小官,整天喝酒,混得更短长。每次他出去玩就带个小兵,叫小兵扛把锄头、挑个酒葫芦,跟小兵说:我如果在路上醉死了,你就挖个坑把我埋了就好了。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他,他正在家里一丝不挂,估计是喝了酒,又服了五石散,身上发热,穿衣服不舒畅,以是脱得光光的。朋友笑他,他说:我这小我是把六合当屋宇,把屋子当衣裤,你干吗不打号召就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?刘伶没留下甚么作品,只要一首诗,还是跟酒有关的。有一次他老婆看他喝酒喝得太凶,怕伤了身材,劝他把酒戒了,他说:这么首要的事,你得先摆一桌酒菜,让我先向上天祷告,祷告以后再戒酒。老婆照办了,他的祷告诗是如许的:“天生刘伶,以酒为名,一饮一斛,五斗解酲。妇人之言,慎不成听!”这首祷告诗就是刘伶留在这个世上的独一作品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刘伶仅仅当作一个酒鬼,明显是不对的,他喝酒跟阮籍有不异之处,也是借酒浇愁,以醉酒来避世;也跟向秀近似,喝酒就是“容迹”的手腕,他是“隐于酒”,以忘记阿谁浑浊的实际。

五型,阮咸:对实际不满,因而寄情于艺术,想回避政治,但最后还是出来做了官。

总之,“作我”并非一件轻易的事。有淡泊之心、有做人的原则、有超然的气势,才安于“作我”;有主意、有勇气、有自傲,才勇于“作我”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说:“臣本布衣,躬耕于南阳,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贵显于诸侯。”这就是安于“作我”。他何故如许淡定呢?他说:“大梦谁先觉,平生我自知。”这就是自傲,这就是超然。正因如此,在刘备三顾以后,他才勇于“受任于败军之际,受命于危难之间”。只要安于“作我”的人才勇于“作我”,心中有主心骨,才不会东倒西歪,也不必左顾右盼。

说到嵇康,钟会去拜访他,他理都不睬;说到阮籍,如果钟会去看他,他大抵味虚与委蛇一番;现在假定钟会去看山涛,我想山涛会客客气气地欢迎他。但不管嵇康或阮籍或山涛,都不会跟钟会交朋友,更不会“契若金兰”,首要不是因为政治主张分歧,底子启事是本性分歧,气味不投。嵇、阮、山都是君子,而不必管他们挑选了甚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门路;钟会倒是个小人,也不必管他挑选了甚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门路。哪怕钟会像嵇康一样挑选了曹氏,他们还是成不了朋友,因为一个终归是君子,一个终归是小人。君子和君子能够交朋友,哪怕在敌对的政治阵营中,也无毛病他们相互赏识和尊敬;而君子和小人则没法交朋友,哪怕他们在不异的政治阵营中,仍然免不了内心深处的隔阂与架空。

“桓公”是桓温(312—373年),“殷侯”是殷浩(?—356年)。殷浩与桓温是东晋中期的两大名臣,一文一武,被时人视为朝廷的两大支柱。两小我都出身王谢,春秋也差未几,少时还是朋友,但老是暗中较量。长大后两人的职位名誉差未几,都一度大权在握,桓温当了荆州刺史,殷浩则做了扬州刺史,荆扬两州在东晋算是最首要的两个州了。更巧的是,两人都曾率军北伐,也都没有胜利,只是殷浩败得更惨一些,且是在桓温之前,桓温便乘机把他奏免为庶人,使殷浩郁郁而终。上面的对话究竟产生在甚么时候,难以考据,比较能够是两人都已冒头,但还没到位高权重的时候。桓温的话较着带有一些挑衅性子,殷浩的话则软中带硬,他不卑不亢地回敬了桓温,话也说得极标致,能够说是一等一的交际词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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