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有所用，用中又学[第2页/共2页]

学有所用，用中又学。如此循环来去，才会学有所成，终有所用。

洋务活动始终以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为原则，推行者勤力躬行，少说实干，这无疑是一种进步。活动固然终究还是以失利末端了，但其与时俱进、学乃至用的精力还是应当获得必定和赞美的。

学，不见得有所成，但不学，必无所成。

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，前岁天津之事，论者于责望之余，加以诋议，曾国藩亦深自引咎，不稍置辩。然其所持纲领，自不成易。薛福成在曾国藩归天后批评道：“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，谓自强之道，贵于寸铢堆集，一步不成蹈空，一语不成矜张。其讲究之术有三：曰制器，曰黉舍，曰操兵。故于沪局之造轮船，方言馆之翻译洋学，何尝不几次请安，其他如练习洋船、练习军队、遴选小童出洋肄业，不过为自强张本，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，何尝一日忘也。”

李鸿章构造淮军，参与上海保卫战。新募淮军，一艘船用英国兵舰，由安庆运输颠末南京，承平军却对它接连夹攻。上海之战、姑苏之战，李鸿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“洋枪军”，与承平军作战，屡战屡胜，故有“常胜军”之誉。常胜军的洋枪洋炮，杀伤力大、射击力远，戈登以少击多，不在话下。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耳闻目睹这些究竟，怎能没有昂扬自强之念？

当然，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如果仿照，还未能脱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框架；但他创办技术黉舍，设翻译馆传播西学，派出留门生等，为西方进步思惟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称的根本，对于今后的民主、政治鼎新实在也起到了开民风的感化。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、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，世人的观点倒是批驳不一的。曾国藩深知时势的艰巨，凡事都谨慎谨慎，事无大小。

曾国藩因为洋务活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，做的很多事情都是“前无前人”的。

因为鸦片战役，曾国藩开端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后步的熟谙。咸丰七年(1857年)，英法联军进逼北京，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，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，藩篱既撤，流派敞开，戈矛兵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。在疆吏当中，则有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开端死力倡导自强活动。

他主张“危急之际，不要靠别人，专靠本身，才是稳着”。是以他非常正视“自强”，自强又以“学作炸炮、学造轮舟”为动手工夫。以为中国的掉队，只是兵器设备和科学技术的掉队，他说：“本国技术之精，为中国所未逮。如舆图、算法、步天测海、制造机器等事，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……精通其法，仿效其意，使西人善于之事，中国皆能究知，然后能够徐图自强。”他又说：“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劲敌，夷情有损于国体，师其智，有得轮船机器，(列强)仍可顺服。”“有此成物，各处仿而行之，渐推渐广，觉得中国自强之本。”终究达到“庶几有事能够御侮，无事能够请愿”御侮自强之目标。

曾国藩是驰名的实务家，他具有救世的务实态度。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惟根本。近代中国，内乱频繁，国难日深，凡有血性的中国人，无不心存忧患认识。林、魏如此，曾国藩也不例外。这类忧患认识，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涵驱动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