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有所用，用中又学[第1页/共2页]

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，前岁天津之事，论者于责望之余，加以诋议，曾国藩亦深自引咎，不稍置辩。然其所持纲领，自不成易。薛福成在曾国藩归天后批评道：“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，谓自强之道，贵于寸铢堆集，一步不成蹈空，一语不成矜张。其讲究之术有三：曰制器，曰黉舍，曰操兵。故于沪局之造轮船，方言馆之翻译洋学，何尝不几次请安，其他如练习洋船、练习军队、遴选小童出洋肄业，不过为自强张本，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，何尝一日忘也。”

洋务活动始终以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为原则，推行者勤力躬行，少说实干，这无疑是一种进步。活动固然终究还是以失利末端了，但其与时俱进、学乃至用的精力还是应当获得必定和赞美的。

19世纪60年代，处以是曾国藩为首、中心以奕诉为首建议的洋务活动，有其特定的汗青前提，那就是“内忧内乱”。“内忧”即承平天国活动，“内乱”即西方本钱主义的侵犯。这就决定了洋务活动的两重目标性――对内弹压农夫反动，对外御侮自强。洋务活行动为近代化活动，其进步意义不成低估。

李鸿章构造淮军，参与上海保卫战。新募淮军，一艘船用英国兵舰，由安庆运输颠末南京，承平军却对它接连夹攻。上海之战、姑苏之战，李鸿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“洋枪军”，与承平军作战，屡战屡胜，故有“常胜军”之誉。常胜军的洋枪洋炮，杀伤力大、射击力远，戈登以少击多，不在话下。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耳闻目睹这些究竟，怎能没有昂扬自强之念？

曾国藩因为洋务活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，做的很多事情都是“前无前人”的。

军器所的首要成绩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，并进一步造出小火轮，卖力这项事情的是徐寿父子、华蘅芳等人。他们仰仗本身的数学物理知识，按照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，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本国轮船的察看，降服军器所设备粗陋的重重困难，“用心研讨，造器制机，统统事件，皆由手造，不假于外”，由华蘅芳卖力计算，徐寿主持设想、制作，徐寿次子徐建寅“出奇思以佐之”，终究在同治元年(1862年)七月，胜利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。曾氏亲身旁观了轮机实验的环境，他在日记中描述道：“窃喜洋人智巧，我中国人亦能为之，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厂在此根本上，华、徐等人又连续完成了船体的设想和制造，于同治二年(1863年)正月初，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，交海军蔡国祥营利用。”这年的十仲春二旬日，曾氏“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”，给它取名为“黄鹄”，曾氏登上轮船，行了八九里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该船长二丈八九尺，约计一个时候可行二十五六里”，速率相称于每小时六千米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。但这是光亮的起点，曾氏要求“试造此船，将以次放大，续造多只”。

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(1861年)十一月在刚篡夺的安庆城内，设立了中国第一家出产近代化兵器的军器所。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说：“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，谋以是抵抗之，遂邀雪村(徐寿的字)建立军器所于安庆。”安庆军器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良的科技人才：徐寿和华蘅芳。不但如此，军器出产引发“事情母机”的输人与仿造，进而逐步构成机器产业，鞭策全部近代化的过程。曾氏厥后派容闳出国采购“制器之器”，恰是他参军器出产需求解缆而迈出的近代化法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