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有所用，用中又学[第1页/共2页]

他主张“危急之际，不要靠别人，专靠本身，才是稳着”。是以他非常正视“自强”，自强又以“学作炸炮、学造轮舟”为动手工夫。以为中国的掉队，只是兵器设备和科学技术的掉队，他说：“本国技术之精，为中国所未逮。如舆图、算法、步天测海、制造机器等事，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……精通其法，仿效其意，使西人善于之事，中国皆能究知，然后能够徐图自强。”他又说：“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劲敌，夷情有损于国体，师其智，有得轮船机器，(列强)仍可顺服。”“有此成物，各处仿而行之，渐推渐广，觉得中国自强之本。”终究达到“庶几有事能够御侮，无事能够请愿”御侮自强之目标。

学，不见得有所成，但不学，必无所成。

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，前岁天津之事，论者于责望之余，加以诋议，曾国藩亦深自引咎，不稍置辩。然其所持纲领，自不成易。薛福成在曾国藩归天后批评道：“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，谓自强之道，贵于寸铢堆集，一步不成蹈空，一语不成矜张。其讲究之术有三：曰制器，曰黉舍，曰操兵。故于沪局之造轮船，方言馆之翻译洋学，何尝不几次请安，其他如练习洋船、练习军队、遴选小童出洋肄业，不过为自强张本，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，何尝一日忘也。”

曾国藩因为洋务活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，做的很多事情都是“前无前人”的。

一是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产业――安庆军器所，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“黄鹄”号；二是派容闳赴美国购办“制造机器之机器”，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入口的第一批机器；三是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，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利用机器的近代军用产业和近代机器产业；四是1868年设立翻译馆，大量翻译西方科技册本，传播西方科技知识；五是会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小童赴美国粹习，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门生。

曾国藩是驰名的实务家，他具有救世的务实态度。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惟根本。近代中国，内乱频繁，国难日深，凡有血性的中国人，无不心存忧患认识。林、魏如此，曾国藩也不例外。这类忧患认识，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涵驱动力。

同治元年(1862年)蒲月，曾氏就构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惟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欲求自强之道，总以修政事、求贤才为急务，以学作炸炮、学造轮舟等具为动手工夫。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，顺则报德，逆则抱怨，亦有其具，若在我者挟持无具，则曲固罪也，直亦罪也。怨之，罪也；德之，亦罪也。本地之人，大家媚夷，吾固无能制之；大家仇夷，吾亦不能用也。”

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(1861年)十一月在刚篡夺的安庆城内，设立了中国第一家出产近代化兵器的军器所。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说：“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，谋以是抵抗之，遂邀雪村(徐寿的字)建立军器所于安庆。”安庆军器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良的科技人才：徐寿和华蘅芳。不但如此，军器出产引发“事情母机”的输人与仿造，进而逐步构成机器产业，鞭策全部近代化的过程。曾氏厥后派容闳出国采购“制器之器”，恰是他参军器出产需求解缆而迈出的近代化法度。

洋务活动始终以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为原则，推行者勤力躬行，少说实干，这无疑是一种进步。活动固然终究还是以失利末端了，但其与时俱进、学乃至用的精力还是应当获得必定和赞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