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身养性学朱子[第3页/共3页]

实在，曾国藩还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，他已受了儒学的体系熏陶。点翰林出院读庶吉人，他迟疑满志，在给亲朋的信中，充分表达本身要成为诸葛亮、陈平那样的“布衣之相”，而学问上要做孔孟那样的大儒。如他给诸弟的信中说：“君子之发愤也，有民胞物与之量，有内圣外王之业，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，不愧为六合之完人。”他以“不为圣贤，便为禽兽，莫问收成，但问耕耘”作为座右铭。还说，本身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，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。又说：“我欲为孔孟，则日夜孜孜，唯孔孟是学，人谁得而御我哉！”

曾国藩文、史、书法、考据虽皆有必然成就，但其思惟主旨未离儒学，儒学方面又认宗朱熹的新儒学。最明显的是在与承平天国对抗中，打的是卫道的灯号。有人以为湘军与承平天国的战役是一场“宗教战役”，即承平军由洪秀全创建、崇信的是拜上帝教；而曾国藩创湘军，打的是孔教的灯号。这类说法是否精确，临时非论，但却说了然曾国藩言必称孔、孟、朱子，的确是一个儒家道统的担当与保卫者。

因为唐鉴的保举，曾国藩又去拜访倭仁。倭仁实际上是唐鉴的弟子，他的读书、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，也是咸同年间闻名的理学家。

在曾国藩来往的诸多师友中，对他的思惟与治学影响颇大的当数唐鉴和倭仁两人。

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汗青上“最后一个理学大师”，是有清一代“儒学藩镇”。那么，他是如何修炼本身，从而使本身成为中国近代史上“内圣”“外王”的最杰出代表的？

曾国藩与唐鉴的了解是一个偶尔的机遇。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，由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，道光天子在乾清门访问他，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验，侍驾在侧。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有成绩，并能按“圣学”之教亲身去做，是朝廷的好官。道光帝的劈面奖饰，使曾国藩对唐又恋慕又猎奇，因而便主动到唐鉴的家里，施弟子礼拜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