齐家治国平天下[第1页/共4页]

纸上得来终觉浅。曾国藩不但在手札中指导曾家后辈不忘修身齐家，更是在实际上榜样带头，并不时监督子侄们的落实环境。他奉告儿子，“吾忝为将相，而统统衣服不值三百金”；又说，“余服官二十年，不敢稍染官宦风俗，饮食起居，尚守寒素家风，极俭也可，略丰也可。太丰则吾不敢也”；又叮咛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国潢，“吾家子侄，大家须以节约二字自勉，庶几长保盛美”。曾国藩在火线，唯恐其弟在家为他买田置屋，“则寸心大为不安，不特生前做人不安，即身后做鬼也是不安”，并特地给国潢交代：“弟若听我，我便感激尔；弟若不听我，我便恨尔”，“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。”1867年，当他传闻家中修整宅第用度浪费的动静后，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接腊月二十五日家书，知修整丰富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，不知何故浩费如此，深为骇叹！余平生以起屋买田为官吏之恶习，誓不为之。不料奢糜若此，何颜见人！常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，可羞孰甚！屋既如此，今后诸事豪侈，不问可知。大官之家后辈，无不骄奢淫逸者，忧灼曷已！”

曾国藩但愿长保家风传之长远，是因为他有一套“天概”实际：管子曰：斗斛满则人概之，人满则天概之。余谓天之概无形，仍假手于人以概之。霍氏盈满，魏相概之，宣帝概之；诸葛恪盈满，孙峻概之，吴主概之。待别人之来而概而悔怨之，则已晚矣。吾家方丰盈之际，不待天之来概、人之来概，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。

为人父母，老是想尽体例让后代过上好日子。曾国藩固然对后代的婚事费经心力，但终究成果却并没有如他所愿。特别是几个半子，有的彬彬弱质，英年早逝；有的小时候尚可，长大后成了纨绔后辈；有的婆母凶悍，虐待曾家女人——看来知识分子的家庭并不必然代表着妻贤子孝，又比如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老婆也是一名闻名的泼妇。囿于封建礼教及朋友干系，曾国藩常常爱莫能助。比如大半子袁秉桢，婚后透暴露纨绔后辈的风格，曾纪泽“深觉得虑”，写信给父亲陈述其事。曾国藩在复书中也只能说“余本日当作信教之”，“将来或接至皖营，延师教之亦可”，反过来还要劝纪泽等人“于袁婿处规矩均不成忽视”，顾其面子以防自暴自弃。曾国藩对待“袁婿”的态度，并没有使女儿的糊口幸运起来，因为“袁婿”更加猖獗，更加无所顾忌。曾国藩固然愤恚，却也无可何如。当不堪忍耐的曾纪静曾多主要求回娘家住时，却又遭到曾国藩的回绝。无独占偶，《湘军志》的作者王闿运，其半子不务正业，女儿写信向他哭诉，他在复书中气极而写下“有婿如此，不如为娼”的出离气愤之语，但气愤以后也仍然是无法。

“求仁则人悦”。曾国藩则把寻求“仁”作为博得人们朴拙信赖和推戴的前提。他指出，每小我都是“得六合之理以成性，得六合之气以成形”。百姓与人间万物，均同出一源，如果只知无私和利己，不知为别人着想，不知仁民爱物，则违背了本脾气面。至于为人“父母官”者，肩承拯民溺、济民困的职责，更应汲汲以求仁、教人以求仁，以“天赋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自命，方能不负圣贤教养、君王信誉。如此，则能虽成事显达，而任劳任怨，天下人众望所归，谁会不推戴他呢？

农耕社会的特性，儒家文明的浸润，渗入于字里行间。
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曾国藩对后代们的婚事明显有本身的考虑。他为后代们择定的妃耦，都出自士大夫家庭，多数是有着很深友情的同亲、同年、同事的后代，“女五人，皆适士族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