齐家治国平天下[第1页/共4页]

曾国藩但愿长保家风传之长远，是因为他有一套“天概”实际：管子曰：斗斛满则人概之，人满则天概之。余谓天之概无形，仍假手于人以概之。霍氏盈满，魏相概之，宣帝概之；诸葛恪盈满，孙峻概之，吴主概之。待别人之来而概而悔怨之，则已晚矣。吾家方丰盈之际，不待天之来概、人之来概，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。

“主敬则身强”。曾国藩把“敬”作为儒家品德标准的根基要求之一，指出，孔子以“敬”教人，程、朱诸子则千言万语不离此一要旨。“主敬”的工夫，更能够使身材健旺。对内守静至纯，对外恭谨慎肃，是“敬”的工夫；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，是“敬”的气象；修己以安百姓，笃恭而天下平，是“敬”的效验。内心有所恭敬，有所害怕，则能临事神悚、气振，不敢懒惰，身材因之变得健旺。

“概”是刮平的意义。曾国藩以为物极必反，“盛时宜作衰时想，上场当念了局时”，繁华之家特别应当重视谨慎谦善，节约传家，以制止噩运到临。这类带有宿命论色采的谨慎明显是多余的，但重视加强对青年后辈的教诲，无疑是非常明智的。古有明训曰：“富不过三代”，为甚么？就是因为繁华家庭常常忽视对后代的教诲，使他们在优胜的环境中感染上诸多坏风俗。是以他们不能担当家业，不能克守家风，一再地上演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悲剧。当代天下上很多家属式企业，担当者能够生长家业的，都是那些从小遭到杰出教诲和严格束缚的孩子，相反，导致家业式微的，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后辈。

纸上得来终觉浅。曾国藩不但在手札中指导曾家后辈不忘修身齐家，更是在实际上榜样带头，并不时监督子侄们的落实环境。他奉告儿子，“吾忝为将相，而统统衣服不值三百金”；又说，“余服官二十年，不敢稍染官宦风俗，饮食起居，尚守寒素家风，极俭也可，略丰也可。太丰则吾不敢也”；又叮咛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国潢，“吾家子侄，大家须以节约二字自勉，庶几长保盛美”。曾国藩在火线，唯恐其弟在家为他买田置屋，“则寸心大为不安，不特生前做人不安，即身后做鬼也是不安”，并特地给国潢交代：“弟若听我，我便感激尔；弟若不听我，我便恨尔”，“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。”1867年，当他传闻家中修整宅第用度浪费的动静后，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接腊月二十五日家书，知修整丰富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，不知何故浩费如此，深为骇叹！余平生以起屋买田为官吏之恶习，誓不为之。不料奢糜若此，何颜见人！常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，可羞孰甚！屋既如此，今后诸事豪侈，不问可知。大官之家后辈，无不骄奢淫逸者，忧灼曷已！”

欧阳夫人是曾国藩的结嫡老婆，也是他的教员欧阳凝祉的女儿。婚后与曾国藩育有三子五女，宗子曾纪第早夭，实际活活着上的有七个。欧阳夫人暮年在湘乡故乡，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携子纪泽进京与曾国藩团聚。在北京的十二年中，生下五个女儿：纪静、纪耀、纪琛、纪纯、纪芬，以落第三个儿子纪鸿。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曾国藩离京，欧阳夫人带领后代回到故乡，在乡间持家教子十余年，直到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才随居曾国藩官邸。
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曾国藩对后代们的婚事明显有本身的考虑。他为后代们择定的妃耦，都出自士大夫家庭，多数是有着很深友情的同亲、同年、同事的后代，“女五人，皆适士族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