殷纣王的功过是非[第3页/共5页]

其二，纣王不是“用人惟才”，而是喜用小人，这也是有究竟的。他的“剖比干，观其心”、屠梅伯、囚箕子、拘文王等等罪过不必说了，在任用费仲上也看得很清楚。昭雪者以为费仲“长于理财”，应予重用，殊不知他更长于纳贿和替人讨情。比如，费仲特别爱财好色，接管了周人赠送的美女和“九驷”重礼，明知送礼者别有用心，还在纣王面前替他们说话，乃至周人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了，纣王还被蒙在鼓里。重用费仲这类内奸，怎能说是“用人惟才”呢?

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，有尧舜之类的贤王，也有站在他们对峙面的昏君，而这两类帝王都是保护封建统治次序所不成少的。作为普通帝王，难以自比尧舜，但也不承认本身是昏君。不管如何也要有个背面典范，选来选去，以为纣王很够标准。自战国今后，历代史家说到暴君，必言夏桀、殷纣。开初关于纣王的背面质料尚不丰富，魏晋期间增加了古怪情节，如当时伪托西周太公望所作的兵法《六韬》和皇甫谧撰写的《帝王世纪》，就把纣王描画成了杀人成癖、惨无人道的恶魔。北魏郦道元作《水经》注释，也不健忘美化纣王。《今文尚书》落空以后，到南朝梁武帝时呈现了孔安国所注《古文尚书》，又为纣王的暴君之说增加了商周期间的所谓文献根据，而究竟上真正的商周史料《今文尚书》之《尚书》、《周书》诸篇中，均无纣王无道、荒淫误国的记录，也无滥杀无辜、嗜血成性的事例。对于纣王这些所谓罪过的叠加，人们只恐其少，不厌其多，很少有人能够加以廓清。撤除这些野史质料以外，一些条记小说和传统剧目更是胡编乱造，推波助澜，把纣王鼓吹得更加可爱。比如，在宋朝，就呈现了评说纣王的话本，元朝呈现了《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》，塞进很多神怪故事。此中影响最大、传播最广、被援引最多的当数《封神演义》，书中不但充分揭示了明君、暴君的各种行动，连天上的神仙也分为两派，固然是较着的怪诞无稽，但在封建品德传统中同时并存，敌对两边人物都成了神仙，少了殷纣王这类背面榜样行吗?

至于说到纣王对于鞭策东南地区文明生长而做出了进献，这也难以自圆其说。一是中国当代文明漫衍遍及，当时的东夷部落地区(如山东一带、淮河道域、长江流域)，在纣王之前已有比较先进的文明，如山东史前的龙山文明，程度并不低于中原地区；鄂皖一带的青铜文明，与殷代不相高低，而气势分歧于安阳，这些都不是纣王鞭策出来的。二是目前尚无充沛出土文物或其他史料，证明殷民族或其同盟国大范围南迁，他们通过甚么路子和手腕鞭策东南地区的文明生长?三是纣王对于东夷各部落的战役侧重于打劫人丁，弄得俘虏难以消化，他的军队在这些地区难以耐久驻扎，目前难以找到纣王在此地区加强政权扶植的史料，更无促进教养之类的记录，怎能申明他对东南地区文明扶植做出了进献?

其四，纣王酗酒荒于朝政也是究竟。商朝前期全部社会滥饮成风，仆从主们特别好酒，这在出土文物和史料记录中都可获得证明。纣王作为最高带领者带头酗酒，不睬政事，使**之风肆意伸展，进一步加快了商政权的垮台。关于酗酒之罪，武王伐纣之时并未列举，看来这不是要声讨的首要罪过。此事只在周王朝的内部文告上提过，是周公借此教诲康叔和成王的，不是用心夸大纣王的罪行，也不是“欲加上罪，何患无辞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