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 由许仲复仇试看两汉复仇之风[第1页/共3页]

如郅恽为朋友董子张复仇。

因这类民风，社会上遍及存在对复仇者的怜悯和支撑，当时的官吏如果给复仇者弛刑或者放走他们，会获得官方的奖饰。

以上内容多引自《汉朝社会民风研讨》。

当过平皋县长的张歆也放过为父母复仇的人。“有报父仇贼自出，歆召，因诣阁曰：‘欲自受其辞。’既入，解械，饮食，使发遣，遂弃官逃亡”，厥后“逢赦出”，“由是乡里服其高义”。

灵帝时的酒泉郡女子赵娥为父报仇，在光和二年於县都亭前杀了仇敌，然后去自首，当时满城百姓去看，“倾城奔往，观者如堵焉，莫不为之悲喜慷慨嗟叹也”，最后被县尉“强载回家”，无罪开释。不止如此，当时的凉州刺史、酒泉太守还“并共表上，称其烈义，刊石立碑，显其门闾”，给她刻石立碑，以显其家流派。

汉今后，有关复仇的法与伦理的干系仍有学者如韩愈停止切磋，但他们都遭到荀悦的开导。

西汉建立后，复仇是不法的。

新莽末至东汉建立，复仇是失控的。

《后汉书·逸人传》里记录了一小我，名叫周党，此人曾受乡佐欺侮，后去京师肄业，读《春秋》，读到齐襄公九世不忘复仇，晓得了复仇之义，“闻复仇之义”，便“辍讲而还”，回籍去找阿谁乡佐，约期决斗。兵刃订交，他却打不过对方，反又被打伤。这个乡佐被他的“义”打动，“服其义”，就用车拉着他，拉到本身家里给他养伤。周党伤好后，“敕身修志，州里称其高”。这就是“九世复仇，《春秋》之义”。

许仲为母复仇之事是来自史乘记录的一个故事：东汉时安丘男人毋丘长“与（母亲）俱行市，道遇醉客辱其母”，毋丘长遂杀之为母报仇，然后逃往胶东。不过后继的故事和书中分歧：安丘县吏追踪到胶东抓住了毋丘长，时为胶东侯相的吴祐对他说：“你的母亲见辱，这是情面所耻，但是真正的孝子忿必虑难，动不累亲。你现在背亲逞怒，白日杀人，赦若非义，刑若不忍，将如之何？”毋丘长以械自系，说：“国度制法，囚身犯之。明府虽加哀矜，恩无所施。”祐问长：“有妻、子乎？”对曰：“有妻未有子也。”即移安丘逮长妻，妻到，解到桎梏，使同宿狱中，妻遂有身。至冬尽行刑，长泣谓母曰：“负母应死，当何故报吴君乎？”乃啮指而吞之，含血言曰：“妻若生子，名之‘吴生’，言我临死吞指为誓，属儿以报吴君。”因投缳而死。这个故事在《后汉书·吴祐传》里有记录。

郅恽是东汉初年的名臣，曾因遵循规定挡过因为出去射猎而晚归的光武天子入城门，给皇太子教过书。

颍川等地在先秦时是韩、魏故地，战国时这里的复仇风习就非常流行，孟子还专门讲过。西汉时很多为人复仇的侠者都是这里的人，如郭解、韩孺、剧孟、薛况。时人对这个地区重於报仇的民风是感受分歧的，西汉中期的邹阳说：“韩魏时奇节”，奇节就是指为人报仇之风。两汉之际，寇恂也对刘秀说：“颍川剽轻”，复仇风盛，建议以精兵驻守。

光武帝到和帝九年，约莫七十年间，对复仇的节制是败坏的。桓谭曾上书朝廷，力主严惩复仇者，但遭到了光武帝的萧瑟，能够是光武帝受公羊学所倡导的复仇思惟之影响。章帝建初五年制定了《轻侮法》，明白规定从宽措置为父母报仇之人。这条法律一向持续了十七年，到永元九年。

和帝永元九年到东汉末，处於对复仇的严格节制期，拔除了《轻侮法》，为父母报仇也要遭到严惩了。放走复仇之人的官吏也要遭到奖惩，如前边提到的张歆就弃官逃亡了。在这个期间，虽对复仇的行动严格节制，但权势之家在杀人后却可制止法律的制裁，如夏侯惇、如阳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