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回 穷根源针砭时弊 论英雄独推润之[第2页/共2页]

“延安之人，最后之魁首是陈独秀，此人魄力实足，却不知内敛，乃至坐败。厥后听闻是留学之弱冠少年，纸上谈兵，老夫就知事之不就。未知现在只魁首为何人？”朱邦伟历数延安之带领，不由问道。

“您对于ZQ当局的所造作为，有何观点？”

“那据您的意义？”

“传统的社会，以地主和农夫两个对峙的阶层为主轴。地主压榨农夫的地租，周而复始，农夫的劳力都空破钞在地步里。而必须将他们束缚出来，开释他们的能量。中国的社会，再不能纯真依托士大夫，从口语文之风行，朱老应当能够发觉到布衣权势的崛起。如同春秋战国之际，始皇适应潮流，汲引士人，对抗贵族，拔除旧制，才有大一统之盛举。本日的局面，一样如是。西洋之能人，皆为布衣，而中国之权力，束缚于士大夫之手，固然中国号称四千万之众，可实际上只是数十万士大夫在与西方较量。孟子曾言：‘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’，如何让百姓真正视中国为本身之国，才是当政者之需求。延安所做的事情，便是如此。他们将地盘分派与农夫，把全部布衣策动起来，对抗日寇。ZQ当局徒用武力，不知收民气，用民力，虽百万精锐，而在淞沪一战二十万之日军，溃不成军。延安数万之人，却能在华北与数十万之日军周旋。”

“自东西交通至今，举凡传入之思惟数以百计，却都是沧海余漾，难以成事，惟见生灵涂炭，国不成国。洪秀全借西方之宗教，李鸿章援西方之器物，自康有为始，乞之西方之思惟，时而改进，时而反动，时而君宪，时而共和，纷繁绕绕，你方唱罢我退场，哪有穷尽的时候。比及北洋被逐，本希冀孙逸仙拼集的三民主义能够消弭战端，可百姓当局内部争权夺利，涓滴不减色于北洋武夫。”朱邦伟感喟道，“期间如是，唯有苟活二字。”

“佛教自汉末初入中土，并未能传播开来。至达摩一苇渡江，别立禅宗，信徒始众；而后六祖发愿，‘直指民气，见性成佛’，杂糅中土本有之学说，创曹溪一门，才堪为士子佩服。佛虽产西土，却早已是东土应有之物。”

“比之清廷北洋，又如何？”

好一会工夫，他阖上书籍，感慨道：“江山代有秀士出，毛公之论，确是真知灼见，老朽有幸，得览此书。”

“延安诸人，我熟谙的不超越三五过，他们信奉的共产共妻之说，做事过于激进，不敷沉稳，非圣贤不能为，并且他们的学说法自西方，究竟能不能救中国，还在未知之天。”

“佛教亦是外来之说，但在中国早为善男信女所膜拜，何来中外之别？倘若不能救国，即便是海内所产之理念，如八股、小脚，又有何用？若能救国，何必纠结东方西方？”郑颐玹明白，只要本身压服朱邦伟，他才会假手以援。

听着郑颐玹的说辞，朱邦伟微微点头，表示赞成。

在郑颐玹看来，本身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大半，她胜利地压服了朱邦伟，只要她提出公道的要求，朱老必然会不吝互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