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三章 大兴佛教[第1页/共3页]

晋王杨广在江都大弘佛道，与灭陈之时杨坚对江南教界的峻厉态度构成光鲜对比。时杨坚以江南佛教“十滥六群，滋章江表”，而“别降纶言，既屏僧司，宪章律符”。父子二人虽伎俩不一，但是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对于宗教的目标倒是分歧的，都是要将江南教界的活动归于王朝的周到节制之下。《集古今佛道论衡》卷二记曰：礼以家僧，不属州县，迄于终历，征访莫穷。

四道场内除高僧羽士外，杨广又“盛搜异艺，海岳搜扬”，采集了很多艺僧。玄门玉清玄坛有徐则画像，佛教慧日寺亦有“张善果画壁”。教界凡“一艺有称”者，即“三征别馆”。如会稽永欣寺僧智果，工书法，气势瘦劲，冒昧难类。杨广闻其名，召入四道场，并批评他和智永的书法说：智永“得王右军肉，智果得骨”。僧法论诗文才高，杨广“召论入道场，晨夕赏对，王有新文颂集，皆共询谋”。杨广还在江都构造和尚清算佛经，在慧日道场内立“宝台经藏”，将汇集到的经卷命慧觉等高僧清算，“五时妙典，大备于斯”，共得四藏，“将十万轴”。杨广乃嫡亲身撰《宝台经藏愿文》。唐僧法琳记云：“平陈以后，于扬州装补故经，并写新本，全六百一十二藏，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，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。”杨广的这些作为，为佛教的生长做出了庞大的进献，同时也使得当时南陈腐地的佛教权势融入大隋，使得南北佛教信奉成为一体，这对于隔阂已久大南北来讲意义严峻。

智觊仍求遁藏，他“初陈寡德”，辞不敢当，“次让名僧”，推委不赴，“后举同窗”，以别人自代。杨广则再三恳请，执弟子礼甚恭，智“三辞不免”，最后终究勉强承诺前去江都。行前，智觊“仍求四愿”，即提出了四项前提前提。其一为“愿勿以禅法见期”，即请杨广不要希冀太高，不要希冀传授禅法；其二称“虽欲自慎，终恐刚正忤人，愿不责其端方”，答应保有本身独立的本性品德；“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，若身当戒范应要去就，……若通法愿许为法，勿嫌轻重”这是为本身传佛法而不阿世敬请谅解；四曰：“三十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。……若丘壑念起，愿放其饮啄以卒残生”这干脆就是声明本身此去应有来去自在。“四愿”言辞柔中有刚，表白智觊对隋朝或者说对杨广游移张望，力求在政治上保持必然间隔。

智觊（公元538―597年）俗姓陈，字德安，出身于“高宗茂绩哄传于谱史”的南朝门阀世家，18岁时因“家国殄丧”剃度削发，后投由北方南下且“名高嵩岳”的高僧慧思习禅，30岁时受师命往陈都建康“创宏禅法”，被陈宣帝尊为“佛法雄杰，时匠所宗，训兼道俗，国之望也”。陈太建七年（575年），智觊往会稽露台山，创建了露台教团，十年后的至德二年（584年）才被陈后主以重礼迎回建康，后主以宫廷“羊车孺子”相迎，“于大内起礼三拜，俯仰殷勤，以彰恭敬”。杨广厥后作的《江都宫乐歌》有“果下金鞍跃紫骝”句，写的就是当时的景象，是证当时智的名誉之高。南但陈灭亡之际，“金陵讲席，扫土俱尽”，智觊“策杖荆湘，划迹云峰”，与杨广失之交臂，未得相见。

开皇九年（589年）十仲春十七日，受命坐镇江都的秦王杨俊起首向智觊致书，存问“道体何如”。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杨坚又致书“敬问”。同年蒲月十九日，秦王杨俊再致书并“奉施沈香”，延请智觊前去江都。但智觊心存张望，直言拒曰：“虽欲相见，终恐缘差。”杨广移镇江都后，也很快“遣令人往彼延屈”，给智觊送来《初迎书》：“希能轻举以沃虚襟，伫望来仪不乖眷意”。迎书自称“弟子杨广和南”，尊智觊为师，言辞非常诚心。杨广还命有司补葺禅众寺以供智觊暂住，而“愿健忘受施”，竭诚尽敬迎智觊来江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