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二十三章 四民柱石论[第1页/共2页]

“上一次他那篇《西国圣道考》，便实在难堪了这班人一回，这些人本不认同洋报酬人，而洋人既遵圣道，则便不能讥以非类了。是故乾国创办洋务，今后少了一大停滞。”伊藤博文叹道，“当时我还觉得，文章立论能写到如此，已是极致了，不料他又能更上了一层楼，把这‘士农工商’的桎梏也给破了！他是真正的天下奇才！可惜生在乾国，而不是日本！”

听到这些在后代也称得上是“振聋发聩”之言，林逸青不由得寂然起敬。

“语云：‘能富而后能强，能强而后能富’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，非强不能保富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。或谓：现下府库未充，赋税有限，公用支绌，民借难筹，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？何曰非能？商市之兴衰，货色之增益，销路之宏远，须仗聪明才干之士思深虑远，而后操奇计赢，胸有成竹。况贸易至本日而愈繁，商术至本日而愈巧。西欧诸国，每有国用不敷之时，便假贷于钱商，以济水火，事毕了偿本息，故时能转危为安，此为‘借米为炊’之法，彼国可用，我何不消之？……”

“诗织为何发笑？”伊藤博文好似猜到了如月诗织想起了甚么，笑着问道。

究竟上，东西方的初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，对贸易的讨厌是一个共同的初期传统。初期的西方也是一样：“对贸易征象的鄙夷――对市场次序的讨厌，并非全都来自熟谙论、体例论、理性和科学的题目。另有一种更暗淡不明的恶感。……对买卖人的仇恨，特别是史官的仇恨，就像有记录的汗青一样陈腐。”

附：《翁叔常日记》：

“光旭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，总理各国事件衙门奏林义哲条陈，其摺有建水兵、护华商、开地矿、修铁路、安电报诸项，于筹饷一项则倡言兴贸易以开饷源，并议借洋款，其于摺内极言工商之重，称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柱石，犹椅之四腿并列，出缺损则颠仆。其论一出，闻者哗然。以其多引管子孔圣之言，太后似为所动，交朝臣集会，敬邸、纯邸、文相指其言为是，沈相、宝相、李兰荪尚书默无一言，礼邸、单地山尚书（吏部尚书单懋谦）、徐豫如侍郎（徐桐）极言其论之非，余亦欲辩之，然细审通篇，无处不为圣言，似难以诘难。……朝议多时，不能决，太后命内监取椅来，以锯将各椅腿分去一块，是非不一，置于殿上，曰：‘有能坐而不仆者，乃可禁林义哲之议。’礼邸率先上坐，前仆于地，脸破出血；继单地山亦上前坐，跄于阶前，唇裂，落齿一枚；徐豫如上前继坐，亦前仆，倒栽于地，头破。由是再无上前坐者，林议遂定。不日将见明诏，心中不堪郁愤，是夜病发。”

“今中土既有积年造购之兵轮，又有新增之铁甲、快碰、蚊子等船，并自造巡海快船，宜酌以铁甲觉得坐镇，有炮台觉得凭借，有海口以握冲要，有蚊船觉得救应，巡海之船，拟分南洋北洋两大支，无事则梭巡东洋、南洋、印度洋及美洲、非洲、澳洲、欧洲各岛、各埠。由近而远，逐步游历以练驾驶、习水道、张国威、护华商。有警则北南互为援助，敌窥一起，则守者拒之于内，巡者击之于外；敌分窥各路，则避实击虚，伺隙雕剿。或三路同出，使敌疲于策应；或彼出此伏，使敌无隙可乘。至各路攻守机宜，必籍本地电线互通动静，乃能联络一气。如此而敌犹敢轻犯者，鲜矣。倘现在各船尚未够数，宜极力购足，俾得成军。仿造快船、碰船、蚊子船各数艘，以备临阵补阙、应猝之用。论者曰：如此安插，非费千百万金不能有成，目下帑项未充，费何从出？不知天下局势，须筹全局。敌之勇于窥我者，以我力之未足也。试观畴前海疆有事，一役之费动辄1、二千万金，而百姓之丧失尤多，* 国威之摧挫很多，又何益也？今乘无事之日，筹赀自固，使敌不敢生心，国计民生均受其益。移有事时之用项于无事之时，未雨绸缪，保全于无形者实大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