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章 《凌虚台记》行文里的玄机[第1页/共4页]

褒斜谷，长一百七十里，南口曰褒，北口曰斜。

这日，在磻溪祷过雨，苏轼就前去虢县的阳平镇了，半途在岐山县东南一百八十里的麻田青峰寺的下院翠麓亭憩息。

这年七月，宋选罢任凤翔府知府，由青神县老乡、京东转运史陈希亮（字公弼）接任。

但憋屈的日子还是得过，闲暇下来，苏轼干脆不去想这些，他读读《道藏经》，或与弟弟手札来往，诗词唱和，倒也能不亦乐乎。

而苏轼与陈希亮两人的脾气，倒是如冰炭不相融会。

宋时官员的出行祷雨，必必要赶在拂晓时分停止，是以五更前就要起家前去。以是说，半夜半夜时是不能睡着的，而山中僧舍又没有更漏可听，只要费事仆夫几次出门察看天上的北斗星了。

七月二十六，苏轼一行五更开端从曾阁出发，到磻溪时天气尚未明。

玄月十六，秋高气爽的时节，苏轼带着家人到扶风县南山的银河寺玩耍。因感慨此寺登涉之不易，遂题诗于亭壁。二十年后，世人爱好其笔墨的精美，怕天长日久笔迹泯没，就把此诗作模再勒石，保存于扶风县南马援祠中。

陈希亮也成心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，对他也一样端起架子，毫不客气，使苏轼更难忍耐。府衙中的吏役，为了对这位签判的制科出身表示恭敬，大师尊称之为“苏贤能”，这类颇似当代的“教员儿”称呼一样，实在是一件平常小事，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，斥道：“府判官只是协理案牍的官员，有何贤能可言？”令苏轼很下不来台。

前人通过察看天象、星宿、玉轮和天然征象来判定时候，他们连络糊口经历和季候窜改来推算时候。

此时，二伯刚归天不满一年，真是祸不但行。苏轼在大堂哥苏不欺的妻哥蒲诚之路过凤翔府时，曾给蒲诚之提过此事，因苏轼大堂哥不欺的岳父家姓蒲，是蒲诚之的本家。

七月二十四，天久不雨，苏轼又以官家的名义赴磻溪祷雨。

六年后的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宋神宗命王安石开端推行新法，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。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，传出了这篇文章，并以死去的苏洵署名，借以显现苏老泉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“见微知着”，预感到他“得志必为奸”。

八月间，王安石之母病逝，苏老泉并不前去记念，而是在这时候还作了一篇《辨奸论》，以讽刺王安石。

“治平”语出《抱朴子》:“又于治世隆平，则谓之有道，危国乱主，则谓之无道。”

最后，苏轼还托张琥把这个观点也转告其弟苏辙，看似闲笔，而意在表白这确切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。

总之，说白了就是在警告太守陈公弼：如果有人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，那就错了。世上确切有足以依凭的东西，但是与台的存在与否是没有干系的。

赵曙在未即位前就已传闻过苏轼，且非常敬慕。即位后，赵曙本想遵循唐朝的常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，授予他知制诰职务。但宰相韩琦却说:“苏轼是能成大器的，此后必定会被皇上所重用，只要朝廷好好种植他，今后天下的文人学士都会为皇上效力的。到当时，朝野高低民气所向，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贰言了。倘若现在就俄然重用苏轼，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思疑他的才气，这对苏轼是极其倒霉的。”

南溪之南的竹林中，苏轼又新修建了一座茅堂，因茅堂深藏竹林通俗处，因此落款“避世堂”。这时，成都知府韩绛（字子华）又保举蒲诚之代替苏轼此时的职务，这恰是苏轼求之不得之事，但是终究却没有办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