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6.第486章 关于元朝行省制度（二）[第2页/共6页]

上述政策的直接结果也是比较明显的。仕于仁宗至文宗朝的曹元用说：“方伯不敢专决大政，咨中书而后行”。换言之，时至元朝中前期，行省已不敢私行讯断大政，必须咨请朝廷都省批文而行事。终元一代，行省官另有两个意向颇值得重视：一是很少兵变，二是生杀予夺悉听朝廷。元朝行省官策动兵变或自行举兵，约有三次：仁宗延祐三年（1316年）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、平章政事塔察儿等发关中兵助周王和世琜夺皇位；（2）泰定末，河南行省平章伯颜举兵护送怀王图帖睦尔北上即皇位；天积年间，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及陕西行省官党附上都泰定帝后嗣，举兵打击文宗政权。此三次背叛或举兵，均是以皇位争夺为中间的朝廷政治斗争的构成部分，并且多数是在皇位空虚之际，行省官各保其主而至，以是并不属于行省官坐大兵变的性子。别的，行省大臣“不听沼”或“慢易中使”，天子常常会“遣官责之”或“命锁系问故”。顺帝至正五年，河南行省掾范孟等冒充朝廷使者，假传圣旨，公开在行省官署殛毙行省平章月鲁不花、左丞劫烈等，被杀行省大臣竟昂首级死，未敢作任何抵挡。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向人们明示：行省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始终操于朝廷之手，行省对圣旨上命只能无前提从命，不得有任何思疑或违背之举。这与蒙古国期间大汗派一介使者赴千里以外措置将帅那颜的旧俗，是一脉相承的。

关于元行省权重的最有代表性的史料根据，莫过于程钜夫《论行省》及明人讲明。先来看程钜夫的说法：

（四）元行省制的汗青感化

唐前期藩镇盘据或半盘据，是郡县制处所权力布局的某些部分不甚完美形成的。安史之乱后，藩镇节度使军事、财务、行政、监察诸权在握，能够自募军士，能够占有“送使”等赋税，也能够节制“支郡”，自辟官吏。河朔等镇还能自行拥立主帅。藩镇盘据或半盘据所形成的内轻外重，明显是对隋及唐前期中心集权体制的否定。两宋一反唐前期藩镇盘据之道而行之，安身于收权，并且非常完整。既“收其精兵”、‘制其钱谷”、削其支郡、“稍夺其权”，又以路转运、提刑、常平、安抚四监司为东西收夺州县诸权和监察处所官吏。元及明清统治者秉承两宋轨制，持续实施收夺州县官府事权和尽能够集合各项权力于中心的政策，只是在中心集权过程中应用了行省的特别东西，创建了以行省为关键的中心集权，故应是两宋否定唐前期藩镇盘据的持续与生长。因而，自隋朝始前后联络的三形状及递次否定，又构成了第三个“正一反一合”的阶段。

如同己物。盗贼生发，则各保界分，不相策应。甚而掌控兵权，伸缩由己。

无庸讳言，元朝统治者设置行省的初志和直接目标，确切是“以武力保持*统治与剥削”。确切是“为了军事节制”。但是谁曾推测，元统治者出于军事节制目标而创设的行省，却引出连绵至明清及近代的中心集权新形式。以是，我们对元行省制汗青感化的评价，就不该拘泥或范围于“军事节制”、“军事弹压”的初志，而应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去摸索阐发其汗青本源和庞大背景。

固然，就中国的汗青环境、详细前提而言，中心集权比处所分权的公道性与进步性较着多一些。隋唐以降，中心集权逐步代替处所分权盘据，也表白了这类优胜劣汰的汗青挑选。但极度的中心集权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中心对处所当局“无所分画”和“无所寄任”为根本，是与天子*轨制相适应的汗青产品，主如果为家天下的王朝大一统办事的。从这类特定性子、目标及悲观结果来看，两宋式的极度中心集权并不是当代中心与处所权力布局的最好形式。最抱负的中心与处所权力布局应当是，既能包管中心当局有充足的力量统治好天下，又能保障处统统适度的权力扶植好处所。从中国的国情解缆，以中心集权为主体，恰当添入处所分权的多少内容，应是比较公道和无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