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、民国地主不好当（北方篇）[第4页/共5页]

哪怕是在交战动乱的承平天国期间，除了作为反贼的承平军、捻军以外，湘军、淮军、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，凡是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，从而不敢劫夺得过分度。不管是再如何放肆的兵头们，只要尚未决计谋反，不然对待这些人脉干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，多少也会有些顾忌。

平时，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尽管吃苦，有事情还能够征发佃农无偿退役。到了秋收的时候，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子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。万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，则逼迫农夫卖儿卖女来抵债，或者发一点善心，酌情答应他们减一点租子，根基上跟当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未几。

但是，跟之前的清朝比拟，浅显农夫的糊口前提不但没有更加的当代化，反而大幅度地恶化了——为了转嫁军阀们的苛捐冗赋，地主们遍及把种地的租子上涨到了六成至七成，如果只收五成租子的话，就已经算是天大的恩德了。在交纳了地租以后，佃农的余粮凡是已经不敷保持生存，为此不得不去借高利贷，从而堕入“借了新债还旧债”的螺旋圈套，从而负债越来越高，终究家破人亡。

总之，民国期间的地主，并不如何好当。

在老一辈的很多民气中，最为典范的民国地主形象，恐怕莫过于《白毛女》当中的那位黄世仁了——他们通过巧夺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地盘，并且操纵把握的地盘残暴剥削农夫，不劳而获，并吞着农夫缔造的财产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糊口。

当然，地主们也能够设法进步地租，把这些承担转嫁到农夫头上。但是地盘上的出产就只要这么多，哪怕不给农夫留下一粒谷子，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。而军阀们发明苛捐冗赋的本领，倒是向来都无上限的，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——比方青苗捐、烟捐、卫生捐、青山费、马盘费、接待费、人丁税、花灯税等等。正所谓“自古未闻屎有税，现在只剩屁无捐”嘛！

与当代那些运营大农场的农业本钱家分歧，那些传统的中国地主们，仿佛底子不消体贴选育良种、租用农业机器、采购化肥和农药，也不消体贴如何兴建浇注水利工程，而是把统统交给农夫本身打理。

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，用饭的配菜也只要大葱、萝卜、咸菜，向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，荤菜天然更不消提了。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，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。

跟清朝比拟，北方乡村在民国年间独一比较较着的“当代化”标记，就是较为遍及地用上了火油灯，乡村照明已根基被火油代替——在此不得不平气一下美孚公司的倾销才气。要晓得，在当时的北中国乡村搞甚么火油灯的市场营销，几近跟在当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买卖一样伤害。

最后，哪怕在我党出世之前，乡间的农夫也是整天抗租肇事，各式拖欠，想要把租籽实足地收齐，根基就是不成能的任务。特别是收成很差的时候，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，让地主家里甚么都收不到。

我们当代的乡村常常安排宴席，固然菜肴不甚精彩，但也是鸡鸭鱼肉一应俱全，另有卷烟和好酒供应。而民国年代的华北地区，按照冯玉祥将军的回想录描述，村落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，待客的席面却多数是“白菜豆腐泡席”，只要素菜罢了——白菜、粉皮、粉条、豆芽、豆腐泡等。饭是掺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，吃时一不谨慎，就会把牙齿震掉（感受很像古埃及人的炊事）。冯玉祥将军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，也只吃过一次荤席，但是就算是那所谓的荤席，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罢了。